另者，似乎还有更深层的意义。施琅与郑成功既有险遭杀身之恨，又有杀父、弟之仇，而且其先辈在衙口所建的施氏大宗祠和他移建青阳的施氏大宗祠之所以被毁，都跟他所说的“海寇”、“贼”（系指郑成功父子的部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施琅在平定台湾的明郑政权，并得到康熙皇帝的恩宠封赏之后的飞黄腾达时期重建了衙口施氏大宗祠，更是充分地显耀出其“光宗耀祖”的自豪感。这不但从他撰写的重建碑文的字里行间有隐约之示，而且在碑记的最后落款大为显露。他写道：“太子少保光禄大夫内大臣解锡龙衣褒赐诗章靖海将军靖海侯世袭罔替兼管福建水师提督事务十六世孙琅勒石”。施琅之所以将其降清后所得到的一切最高荣耀尽勒于重建衙口施氏大宗祠的石碑中，显然是要向他人显耀其“光宗耀祖”的自豪感。

大概基于上述三个原因，施琅才会这么热衷于施氏大宗祠的建造，就是在“惟国事勾当”期间，都以“祖灵未妥为念”。所以，当他完成平台之大业后驻扎于厦门有余暇顾及大宗祠之事时，就立即兴工重建。

施琅移建施氏大宗祠于青阳，后又重建于衙口，在衙口施氏族人的眼里是功德无量，因此备受大家的赞颂。康熙五十四年《浔海施氏族谱》（天）本中，有施应枢等人撰写的《将军诞辰特祭小引》颂之曰：

其有大功于族党者，尤令人人没世不忘焉。当日海氛煽乱，沿海迁移，流离失所者，不知凡几矣。先将军虑子姓之颠连也，则于青阳建立祠宇，以联其族众，俾子姓兄弟播迁无恙，以蕃以衍以妥……及鲸鲵既灭，祖居以宁，又复崇建宗祠，广设蒸尝。维时荒凶两岁，荐饥族众数百家待以举火，其有功于本宗者甚巨。

（来源：晋江文史散论）